中國現代大學教育的璀璨明珠
--記天津大學(北洋大學)的創建及發展□文\張世軼圖\檔案館校史展覽

　　天大鳥瞰圖
　　天大第九教學樓
20世紀30年代的北洋校園


　　“大學之為大學”這個問題，得到來自社會的普遍興趣與關注，問題本身涉及大學的內涵與外延、大學發展的歷史階段與地域及時代特征、大學功能與時代價值、大學文化與精神表征等等。從世界社會發展與教育發展的歷史脈絡來看，總的說來，現代大學是“在國家‘現代轉向’的大變革中出現的學術與教育上的新事物”。在歐洲，大學的現代性質區別于從前的中世紀大學；而在中國，大學的現代性質則完全區別于從前的王朝封建教育。中國的現代大學不是由傳統的太學、國子監承接過來的，亦不同于技術學堂，而是隨西潮之東來移植于中土者。由西方移植來的大學模式，要在中國生根茁壯，無可避免會經過一個建構轉化的過程，它的完善與精致需要一代一代人的努力。20世紀中葉以來，大學已成為現代社會的中心結構，成為一個國家的文明與國力的指標。而要從大學的歷史、文化、體制，一直探索到今日大學之源頭、流變與功能，就要在理論與實踐的體認中對中國大學的誕生與大學精神、品格及種種由此延伸的事物有所思考。
　　19世紀中期，當科學知識和技術與西方的堅船利炮進入中國時，要求睜眼看世界的一代人開始努力地去接觸西方的近代科學成果，洋務派力圖“師夷長技”，從武器裝備、到技術、到知識的仿學，盡求得以實現“以制夷”的目標。而中國當時的教育體系與教育機構，以科舉與書院為主體，難于從容接納西技，由此洋務技術學堂雖容納知識有限，卻在國內如雨后春筍般現身。對現代技術與現代知識的渴求推動著在中國建立現代大學的動議，時局與世事難料，政局與紛爭難辨，現代大學的建立遲遲未能成型。
　　分科培養現代人才模式在中國的誕生
甲午中日戰爭中方的失敗，促發了世人審視中國當時面臨的教育問題。盛宣懷講得直白，“中國智能之士，何地蔑有，但選將才于儔人廣眾之中，拔使才于詩文帖括之內，至于制造工藝皆取材于不通文理不解測算之匠徒，而欲與各國絜長較短，斷乎不能?！敝袊胁鸥傻娜耍睦餂]有呢？清政府從資質平庸之輩中選拔將才，從擅長詩文和科舉文字的人中選拔外交人才。制造工藝人才從哪里選呢，那些不通文達理，不知道測量計算的人。與各國一較高下，斷乎行不通！
　　同樣的感慨，此前多年清末重臣李鴻章也有。當年郭嵩燾赴任中國在駐英國公使后，這是中國設置的第一個駐外公使館，曾寫信給李鴻章，提出富民是國家強大的基礎，國家再強大，民生枯竭也于事無補。他尖銳地表達反對李鴻章只讓留學生學軍事，迷信“堅甲利兵”的做法，提出中國應該開礦、筑路、造就新的人才。李鴻章對此的回答是“無人敢主持！”事后，李鴻章在給家人的信中寫道，“筠仙（指郭嵩燾）雖有呆氣，洋務實有見地。”李鴻章認為，“用人最是急務，儲才尤為遠圖?！梅撬鶎W，人才何由而出？”
　　現代大學的誕生一直是國家自強和中國近代化進程中所需要的重要內容，也是重要的一環。北洋大學堂創始人盛宣懷在創建大學堂的稟呈（稟呈給直隸總督、北洋通商事務大臣王文韶）講，“伏查自強之道以作育人才為本，求才之道尤亦以設立學堂為先”也就是求自強，要培養人才儲備人才；如何得到這些人才呢？那么必先興學，也就是興西學。在此背景下，盛宣懷以國家自強為主旨培養新式人才的現代大學創辦理念，在天津成功地建立中國第一所兼具大學本科和預科的西式大學，按照當時的說法是“此謂外國之大學堂也”?！霸谖魇浇逃灰M中國之前，私塾里只傳授經典文學和哲學，而且科舉考試也只考查考生的寫作和賦詩的能力，而諸如藝術、科學、工程等方面的知識通通不在考核范圍之列?！?br>　　在盛宣懷的辦學構想中，要及早培養新式人才，而且培養人才要分類別，有別于中國傳統社會選才取士的培養方式，大學堂須按照國家需要按科進行各類人才的培養。“中國欲圖自強必儲才，則籌設學堂實為急務，乃環顧全國，未有綢繆及此者?！撕蟾黝惾瞬沤援斎≠Y于學堂，學堂遲設一年，則人才遲出一年，此非可緩圖者?！庇心男┛菩枰O置呢？他在給王文韶和光緒帝的稟呈和奏折中，論及日本“日本維新以來，援照西法，廣開學堂書院，不特陸軍海軍將弁皆取材于學堂”“即今日之外部出使諸員，亦皆取材于律例科矣，”“制造槍炮、采礦造路諸工亦皆取材于機器工程科、地學和化學矣，僅十余年，燦然大備”，由此，可以看出中國第一所現代大學北洋大學堂誕生時的分科按學門培養及學門設置的端倪。
　　1895年北洋大學堂創立于天津，在中國最早實行學門分科制，設置律例、礦冶、機械、工程四個學門，后開設師范班、鐵路班；在堂下興辦鐵路學堂；俄語班、法語班也陸續開設。分科培養人才的同時，兼顧打通基礎。法科優等生第一名王寵惠所獲的欽字第一號考憑（第一張中國大學文憑）上列出一名法科專業學生所修習的基礎課程。按學門分科進行教學的方式，首次將西方現代知識納入中國大學的教學體系中，使西方現代知識在中國與國家自強和推動中國近代化發展進程有了契合交匯點。直到1895年底，北洋大學堂的建立使青年有機會學習到除了人文之外其他領域的知識，這也是中國歷史上第一次年輕人有機會學習到物理、化學、高等數學、地理和其他一些跟人文、鐵路和機械工程相關的自然科學和國際法學。在經年的碰撞與嬗變中，中國傳統的“經史子集”四部之學，逐步被替代為西方的七科之學。民國時期，也有教育改革曾提到學校需有三科者，方可稱為大學；亦有推行實科教育，增進實科人才運動。然而，追溯這些變遷與變化，實來自于中國第一所現代大學北洋大學堂建立起來的分科教學。
　　明珠出深海，萬籟此都寂。在傳統教育占主位，科舉制占主導的時代，現代大學的誕生毋庸置疑具有開山的意義，但現代大學對于改革教育的意義還不是一朝一夕能夠彰顯的，更揉韌在經年累月的頑強努力中。這也是在1995年天津大學百年校慶時，孫越崎學長談“北洋大學是中華瑰寶，意為中華稀世之珍；且學校百歲誕辰不僅是一校的節日，也是中國高等教育史上的紀念日”的一層內涵所在。
　　創建與發展“知識力”的成功嘗試
盛宣懷的辦學理念和實踐是中國教育實踐上一次巨大創新，創辦了以中國第一所現代大學為代表的一系列新式學堂，學門分置培養各類人才的辦學實踐為中國近代高等教育的發展積累經驗，推促了西方科學與科學思想在中國的傳播，推動了中國教育體制的改革和中國教育理念的更新。北洋大學堂1895年建校以來，成為中國近代教育史上的一座里程碑，體現了以構建分科教育與實踐為核心的創建與發展“知識力”的成功嘗試。
　　現代大學教育有對知識的理解與掌握，也要有對知識的應用與實踐。北洋大學堂創建伊始，強調實踐動手能力。兵操和體育是大學堂的課程要求，根據王正廷的回憶，北洋大學堂的學生也要到英國的軍艦上進行親身的操作訓練；礦冶實習是大學堂設置的規定，外籍教師亞當士、施勃理帶領學生到山東泰安、張夏等地，崎嶇萬山間，考察地質，采集標本，考求世界最古地層所在。“知識力”，是通過系統的教育與研究，培養具備深厚專業知識、創新能力和社會責任感的人才，從而推動社會進步與發展。知識不局限于知識，而是要通過實踐爆發出力量所在。而發展知識力，根據實證求索真相的過程，造就了學校實事求是的風骨與品質，成為沿用至今的校訓和天大品格的重要內容。
　　北洋大學橫跨三個世紀，歷經曲折中的發展。在1920年法科（律例學門）完全調入北京大學后，堅持發展做大做強工科，歷任掌校人堅持對實科的建設與擴展，劉振華（后改名仙洲）校長恢復了中斷多年的機械學科，提出在北洋大學發展機械工學門的規劃，北洋大學在短時間內不斷發展學科和系別，從對應點的發展呈現為樹形圖發展，各類工程學系不斷隨著完善細化。
　　“不從紙上逞空談，要實地把中華改造”究其內在也是在堅持發展“知識力”。北洋大學最先接觸知識與實踐的互動關系，20世紀30年代開始從知識教學向教學與科研并重型轉化，更加強調由知識創建“知識力”，知識力的形成從某種意義上標志著中國大學開始走向自主科學研究的道路。
　　在北洋大學呈現出實地把中華改造，把論文寫在祖國的大地上，把成果聚焦于中國實際問題的發展態勢。“誰不愿將一塊輕金屬的合金，制成一架雄偉的飛機，送上東京的上空去呢？”北洋大學在國內首建航空工程系，培養我國的航空人才，“兩彈一星”工程姚樹人將軍出自北洋航空工程系。紙上得來終覺淺，絕知此事要躬行。敢想敢干，聯合創設中國第一水工試驗所。原校長橋梁工程大師茅以升帶領北洋師生遠赴錢塘江大橋建造工地，王濤等更多的北洋校友匯聚在建造一線，為大橋建設匯聚合力。北洋學人足跡江河遍及南北，貢獻中國水利事業，用青春和熱血推進中國公路網建設，鋪就抗戰時期生命交通動脈；積跬步，越高山，不斷用腳去丈量中國大地，推進中國地質和礦冶事業之發展。不惜生命，誓死到抗日前線、到敵后、到戰爭的第一線；不計得失，到“革命的落腳點與出發點”努力建設延安。
　　珠光照夜，寒水長天。即使在抗戰辦學最艱難的時期，對“知識力”的發展及其輻射作用的發揮，依然沒有停止。北洋大學在抗戰時期堅持多學科多專業方向在西北辦學，以西安為中心逐步擴散延展，“逐步向西北陜甘一帶移布”，遷至陜西漢中城固，“繼續師生學業”“發展西北高等教育，提高邊省文化”，為中國西北腹地的教育和現代化進程燃起了啟蒙之光。合組形成的國立西安臨時大學和國立西北聯合大學，雖分布散落，但均保持六個學院，23個系，共同肩負開發西北教育的使命。1938年合組為國立西北工學院，雖建校條件簡陋，但系科齊全，相繼設立土木、電機、化工、紡織、機械、礦冶、水利和航空等八個工程學系，工程教育隨之在西北沃土扎根，由此在西北的大學實體數量得到增加、辦學實踐立足在“興學強國”的歷史責任上，寓于“實事求是”之中的大學精神得到永續傳承，也是今日西北高等教育成長壯大的根基。
　　“抗戰西北辦學的實踐，將高等教育制度系統地傳入西北，奠定了西北高等教育的基礎；從知識、思想、文化等方面促進了西部地區的社會進步；服務西北社會與民生，將知識和研究成果用于西部建設。更重要的是為抗戰后的國家恢復，尤其是新中國的建設積蓄了寶貴的人力資本?！笨箲饎倮?，學校集中力量發展理工，在已有工學院的基礎上增設理學院，根據深入探究學理，同時注重科學應用的革新教學方針建設理學院，由此，奠定了新中國初期天津大學的整體學科基礎。
　　大學之于中國的現代化事業
北洋大學堂為起點的現代大學模式，改變了傳統中國教育的模式。傳統的教育體制主要引導青年提高文學造詣，考試也是建立在文的基礎上，傳統中國教育的目標是沿著學術鏈條培養年輕人，科舉考試即可以證明這種模式的存在。受過教育的年輕人，參加各級科舉考試，入選朝廷重要職位，或被列入朝廷備用人才的優先列表中，“它使得最優秀的人才能夠用以治理國家，在1000多年里，這套考試體制經歷了若干個朝代，展現出它的高效性”。但是，用文學的尺子無法衡量出時代所需的人才，亦無法培養出現代化事業建設需要的人才。
　　中國現代大學建立后，以現代科學為基礎，以學科培養人才，逐步開啟了現代人才培養的新框架。北洋大學堂在人才培養上探索出科學與實踐相結合的新路徑，培養出為中華民族命運和國家社會發展貢獻力量的現代人才，構筑了在傳統中國推動科學知識與技術傳播的人群和力量，相較于過去科舉制選拔形成的金字塔形的個人上升空間，形成了更為體現個人權利的學科入口培養的相對廣泛的發展空間。值得注意的是，北洋大學堂的學門分科分置培養的做法改變了過去極少數人獲得成功的情態。而社會整體在接受傳播科學知識，產生科學思想和科學精神等領域也出現了新的變化。隨著科舉制度被廢除，新式學校在全國各地開辦起來，寬泛的學科培養模式，將國家引入以科學為基礎的、新型工業化中國時代。
　　溫潤如玉華光照。天津大學（北洋大學）為中國開辟了培養現代人才之路，具有劃時代的意義。大學和學人在興學強國的使命召喚下，自覺承擔探索社會發展道路的歷史擔當，為近代中國的外交與法律實踐，為堿業、水泥、新材料、礦冶等一系列新經濟、新企業的發展提供了重要支持。學校歷經長達10余年的院系調整，仍建成萬人大學保持著當時國內規模最大的工科大學的傲人體量。改革開放后，在“綜合性、研究型、開放式”及“國際化”辦學理念的指導下，學校在20世紀末，已經形成學科優勢明顯，布局基本合理，初步形成以工為主、理工結合、經管文法協調發展，保持在工程技術科學方面，所具有的明顯優勢和特色。時至今日，高校要走向創新的主戰場，研究型大學更要扎根中國大地，助力國家與城市經濟社會發展。
　　國之所需即大學所向。今日之中國，正站在實現“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的歷史交匯點上。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人才、教育與科技三位一體。面對建設教育強國的時代使命，高等教育要自覺融入國家發展和民族復興的宏偉目標，不忘本來、吸收外來、面向未來，努力成為推動社會進步發展的重要力量，成為知識文化創新的重要源泉，成為守護人類精神文明的燈塔，遵循“四個服務”的發展方向，使高等教育同我國發展現實目標和未來方向緊密相連，同向同行。
　　在“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的交匯期，中國大學要更好地構筑中國精神、中國價值和中國力量。在社會的高度關注下，天津大學在“強工、厚理、振文、興醫、交叉（融合）”的學科發展戰略指導下，積極探索人文社會科學的學科布局，應對變化、塑造未來，不僅為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下的中國創造無限可能，也為中國建設教育強國貢獻著“天大力量”。
　　堅守中國大學的初心，發揮學校的歷史傳統。堅持“興學強國”的使命、“實事求是”的校訓、“嚴謹治學”的校風、“愛國奉獻”的傳統和“矢志創新”的追求，是激勵全體“天大人”建設中國特色世界一流大學的強大精神動力。培育具有敢于做大事的擔當和魄力、善于創新的能力和思維，“實地把中華改造”的高層次人才，是不斷提升現代中國發展動力的基礎。